那么，伯尔曼所谓必须被信仰的法律究竟是什么？伯尔曼指出：法律不只是一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
遗憾的是，我国对此不仅在理论方面缺乏系统的研究，而且在实务上尤其是合同效力判断方面也难以对近似或相似案件形成同一裁判。[61]同前注[1]，卡尔·拉伦茨书，第604页。
参见苏永钦：《以公法规范控制私法契约—两岸转介条款的比较与操作建议》，《人大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这样，才能使法律对意思自由的干预符合法律制度和体系的宗旨，使相关干预趋于合理且与社会成员所认可的一般理念相吻合。[66]据东方网2002年8月18日报道，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离婚案时引出案中案，判决违反夫妻双方协议的一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0万元。但为使法律适用能客观合理，实务中原则上应分别判断其究竟是违反公共秩序还是善良风俗，同时还应注意的是，以此作为判断法律行为无效的依据，不是具体的法律规范，而是概括性规定，其存在于法律本身的价值体系（公共秩序），或存在于法律之外但与法律密切相关的伦理秩序（善良风俗）。即便是典当业、经营古物者超越范围经营，[31]证券商违法收受存款或办理放款借款，[32]通常也不轻易否定其行为效果。
[8]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页。《瑞士债务法》第20条第1款规定，不能履行的合同、违反法律或者违反公序良俗的合同无效（参见吴兆祥、石佳友、孙淑妍译：《瑞士债务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从效果上看，象征性言论使表达者与接受者之间实现了交流，不论接受者事实上是否赞同表达者的意见。
如果这个人当着税收征收人员的面往纳税收据上吐唾沫来表达他的不满时，则属于言论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即象征性言论。[40]法院对于低价值言论采取的是类型化的利益衡量标准。约翰逊就是选择了在市政厅门前烧国旗的方式表达他的情绪，这种方式与高喊一声反对里根当选的话相比，宣泄行为人的情绪的效果显然更好。[44] 综上，美国最高法院在处理言论自由问题时的主要准则大致上包含：纯言论与象征性言论是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表达。
但当言论与行为结合在一起时，言论便失去了宪法的保护。最后，象征性言论作为一种目的意义的价值体现在保证人性健康发展。
[3][日]三蒲隆：《实践宪法学》，李力、白云海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如果只是单纯地批评法律政策，并不构成直接煽动，政府不能对之进行压制。可见宪法不仅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还保障条文中所未列举的其他一切表现自由。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运用连续区域鉴别法时，却做出过两个相反的判决。
无论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7]在6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一个纯粹性语言的概念，这种纯粹包括法人团体的纯粹性语言和与行为无关的纯粹性语言，皆受宪法保护，除合理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规定外，不受任何规定的限制。[31]Francis Caravan, Freedom of Expression,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4, Instruction p.11. [32]徐显明：《人权研究》（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6-367页。有学者指出划出任何稳定而坚固的界线是不可能的，必须寻找的是解决办法，关键不是界线问题，而是划界的办法。
无论何州均不得制定或实施任何剥夺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18][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5、17页。
一个人在参与反对减薪的罢工中堵塞工厂的出入口，这种行为就是表达意见的。煽动性象征性言论是指鼓吹通过暴力或革命手段来推翻现有政府或社会制度的言论。
[8]《布莱克法律辞典》将其解释为对某一问题表达意见或思想的行为。20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将具有言论与行为双重性质的案件（主要涉及焚烧、践踏国旗、征兵卡）纳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审理范畴，从而创立了一项新型的言论类别—象征性言论（symbolic speech）。同一种观点或思想通过一个行为表现，与通过文字或语言表现相比，无论从表达者的宣泄效果上看，还是从对接受者所造成的影响看，一般来说，前者要明显。例如为了反对公投，撕毁公投票具有正当理由，这一行为就可以被看作象征性言论。（3）政府的这一项重要利益是否与压制言论自由有关。甚至在逻辑上，在不考虑宣泄方式是否为法律所允许的情况下，如果主体需要，方式越激进，宣泄的效果越好。
美国众议院1836年通过的一项言论限制规则：兹决定：无论以何种方式或在何种程度上与奴隶制或奴隶制的存废有关的请愿、建议、决议、提议或文章都不到复印或提及，而应予搁置，且从此不再采取任何进一步之行动。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对异端的不容忍、排斥甚至迫害是人类不宽容最具代表性的事实。
并最终维持了地方法院对奥布赖恩的有罪判决。内心深处与外界日益隔绝，就会造成精神忧郁。
因为这一司法标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诉奥布赖恩一案中确立的，故该标准又称奥布赖恩检验标准，其具体内容如下：（1）政府是否有权制定该限制措施。否则，在言论的面目被狂热所淹没的同时，宪法所赋予的自由也将化为乌有。
为此，世界各国都以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为参照，对言论自由加以限制。比如，在阅览室内举行抗议的行为显然不可能构成象征性言论，但在公共图书馆前面的广场举行抗议的行为则有可能构成象征性言论。他们所追求的是创建一个政府并赋予其民主的合法性。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8年美利坚合众国诉奥布赖恩案（ United Statesv. OBrien）中，对象征性言论的宪法保护做出了明确的限制性规定。
例如某教授在课堂上讲述暴力学说，根据恶劣倾向原则，政府及学校当局就有权制止该教授的讲学，并且不属于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及教学自由。坚信个人自由的时代始终是诚信个人责任的时代。
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在处理言论自由案件时，多采用衡平原则，将言论自由的价值与对该言论加以限制所得保障之其他价值，在具体的讼案中，加以比较衡量，而保护其较重要者。如果不在此情形中堵塞出人口，则不被认为是言论表达。
[39]唐晓：《试论美国宪法中言论自由权利的限度》，《外交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这种暗流冲破心理的堤坝时，使人显现出怪异（变态）的行为，甚至导致精神失常。
美国法律赋予公民表达自由以广泛的形式，并提供了宪法上的保护。压制、克制使它不在‘潜意识层出现，而是形成心理深处的‘暗流。在严格审查标准下，政府措施是很难被法院认同的。综上分析，笔者认为一个行为构成象征性言论至少应当具备以下几项标准： 1．该行为必须构成传播，即必须有传播者和接受者。
……政府可以限制象征性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或方式。为此，政府有充分理由来保障已发放的兵役证得到继续有效的使用。
[38]《华盛顿观察》（周刊）2006年第25期。3．该意思必须是行为主体有意传达的。
所谓其他一切表现自由，包括电影、戏剧、音乐、广播、电视等所有表现形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Texas v. Johnson）的判决中明确了表达自由不仅限于纯粹的言论，还包括象征性言论，它们都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